本站原创关键词：国家制度安排；农村制度变迁；农民政治认同；互动关系
1002-7408（2012）09-007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缺位及其对策研究”（11CZZ010）；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历史变迁研究（1949-2010）”（12YJC810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荣杰（1982-），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权力制约理论。
一、国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
在政治学领域，政治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即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构成生态学意义上“能量变换”与“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体现着系统理论中体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输入→转换→输出”的关系，同时也是科尔曼所提出的社会交换现象：“社会行动系统内，最低限度必须有两个行动者，并且每人都控制着能使对方获利的资源。由于双方的利益均依赖对方控制的资源，作为有目的的行动者，他们必须从事与对方发生关系的活动……这种特定的结构和每个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导致了双方行动的相互依赖，或者说其行动具有系统特征”，[3]即，政治体系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福利和保护，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报以认可和服从，从而达成相互间的交换与依赖关系。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抑或交换端赖于一定的载体，这里所说的即是政治体系内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一方面，国家制度安排是政治体系实现其权力和统治（或治理）的主要载体，从而也是政治体系与其外在环境之间相互交换进而达成动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等制度组织要素以及政策、策略、规范等工具形式要素。另一方面，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活动的根本形式，他们通过对政治体系各种要素的态度、情感和行为的反馈与表达，促使政治体系进一步满足自身的权益需求；它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体系输出的方针政策得以推广、实施的根本保障和主要依托，更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见图1）
图1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关联简图可以说，国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对于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产生着重要的联结作用，更是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互动关系的显性表达，因此，它们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交换、依存的动态平衡关系。我国涉农制度的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变化历程就鲜明体现着这种态势：随着建国后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制度安排不断改变着传统村落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也不断改变着人、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这些村庄的内在要素，这重新塑造了农民的政治心理并影响着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另一方面，农民也依据自己的生存与生活理性对政治体系表达其认同与否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这些态度与行为上的反馈又会进一步影响着国家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划，最终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反应、融合”[4]之间的双向互动，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和锻造着农民日益成熟的政治理性。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通过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使亿万贫苦农民获得翻身大解放。运动拉近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对于政治的麻木感和疏离感；更重要的是，运动还摧毁了传统村落文化中的等级意识和家族认同，而形成超越家族血缘关系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最终使农民在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归属感，并进而转化为对党和新政权的感恩、敬畏以及绝对忠诚，也由此构成农民政治认同变迁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虽然土地改革使党和新政权获得广泛而又坚实的群众基础，也获得了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控制权、政治支配权和行政干预权，但接下来推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相继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背离了农民的意愿，学位论文www.808so.com
并不断侵犯着农民的经济利益、个人自由甚至是人格尊严。制度的严重失误与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共致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而这三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更在农村达到极致，农民政治心理在极度饥饿的生存危机中迅速归于冷漠与怀疑，“活着”的原则再次超越一切，超越本来对他们就遥不可及的政治，也超越了往昔荒谬的狂热，农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在建国后出现首次重大波动。
面对农民政治认同的急剧下跌，国家于1961年开始进行相关的制度调整，取代“大公社”而逐步建立起“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并适度放松了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经营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在改革开放前的近20年时间里，人民公社体制内经济政策的时而松动、阶级斗争所形成的政治压力、浓郁革命文化氛围的笼罩以及农民群众自身“制度外”的变通行为共同维系了“场面之上”农民对政治体系的正向认可及支持，维持和延续着这一时期农民对党和国家政权的认同。但是人民公社体制的“超经济强制”始终束缚着农村的经济社会活力，并侵害着农民的切身利益，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也使农民渐现政治疲态，这些状态难以构成农民积极主动的政治认同和“发展型的政治稳定”，从而在束缚与自由、迟滞与发展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呼吁和迫使国家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新篇章的开启，党和国家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建构等方面的调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取代了人民公社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乡政村治取代了人民公社建制，传统秩序主导下自然有序的村庄社会取代了“泛政治”的同质化村庄，而传统村落文化的复苏也替代了浓郁的革命文化氛围。这些制度变革使农民重新获得了生产生活上的自主支配权，乡村经济出现复苏并得以蓬勃发展，整个村庄社会也处于自由发展的休养生息阶段，农民在休养生息中获得了经济满足感、政治解脱感以及由相互信任、尊重等传统村落交往所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他们也由此对党和国家表示出极力的赞同与拥护，并形成农民政治认同变迁历程中的第二个高峰。